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

说起轰动中外的著名报案，我们下意识想到的，便是发生在上海的“苏报案”。也正因为“苏报案”的影响太大且深远，因此使当年也是发生在上海、也同样曾经轰动中外的“民呼报案”，多少被人有所忽略。时过境迁，于今更是知者不多。人们有所不知，其实“民呼报案”的主角，当年也是一位“重量级”的人物，他就是于右任。

马相伯激赏于右任

于右任，原名于伯循，字诱人。生于1879年，陕西泾县人，后迁居三原。于右任幼承庭训，继进私塾；后中秀才，并入书院就读。父亲于宝文寄望于他的，就是“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”，但于右任似乎并没有恪守父训。

1900年，二十岁出头的于右任入陕西中学堂读书。当时眼见国难当头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慈禧和光绪西逃。青年于右任出于民族义愤，写信给巡抚岑春煊，建议杀掉慈禧，拥护光绪重新施行新政。信写好后，知情的同窗好友怕他遭到不测，力劝乃止。但仅过了三年，也即于右任得中举人次年，他还是因诗贾祸，遭到三原县令德锐（满籍）通缉。这些诗包括《杂感》（四首），以及《署中狗》等。前者讽刺清廷对外丧权辱国，对内横征暴敛；后者指向更是一针见血：“署中豢尔当何用？分噬吾民脂与膏。愧死书生无勇甚，空言侠骨爱卢骚。”诗中直言，养着你们这些官吏有何用，平时只管吞噬民脂与膏；与其空谈推翻君主专制制度，不如用实际行动，效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。由于此时激赏于右任的兴平县知县杨吟海调升商州知州，他聘于右任出任商州中学堂监督（校长），使于右任一时得以逃过德锐魔爪。在此期间，适逢开封举行最目中，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，一桩至大的事业，但是东奔西突，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……我儿时，二伯父曾经叫我到香港读书，以家计困难，未能成行。及闻上海志士云集，议论风发，我蛰居西北，不得奋飞，书空咄咄，向往尤殷”。

1904年春天，于右任终于来到心向往之的上海。但他在上海举目无亲，就在他感到茫然无措之际，不意竟在街头巧遇泾县同乡吴仲祺。后者有侠义心肠，知道于右任的窘况后，当即请他搬到自己家住，并待之如上宾。更让于右任喜出望外的是，他住进吴家后，认识了吴的邻居吴彦复。后者家里有丰富的藏书，当年章太炎因“苏报案”入狱后，书籍也都寄存于吴家，于右任因此得以在这里尽情阅览，视野为之大开。通过吴仲祺，于右任又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，其中就有他的陕西老乡雷祝三。后者系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学生，一日他与震旦学院监院（校长）马相伯先生叙谈，说起于右任亡命沪上之事。马相伯此前已通过报纸，知道于右任其人其事，对其才华和行事颇为激赏，现得知于羁留上海，工作、生活尚无着落，当即请雷祝三通知于右任来震旦学院就读，还免去他学费和伙食费（一说于后一次春闱会试，也许是为告慰父亲希望他作“一个读书人”的期望；也许是于右任一直感慨于“旧日求学之困难，或有志而无其时，有时而无其地，有地而无其师，有师而无其资”。而此次赴汴考试有地方资助，他便欣然前往赶考。几乎与此同时，三原县令德锐向陕甘总督允升密报于右任为革命党，请革去其举人，缉捕归案。允升严令“无论（于右任）行抵何处，拿获即行正法”。幸好有人及时将此消息传出，于右任因此出逃到他一直向往的“志士云集，议论风发”之地——上海。他曾在《牧羊儿自述》中写道，“我此时心右任认识马相伯另有人介绍——笔者）。于右任因此一直感恩并师事马相伯先生，自称“受业”，并尊后者为“夫子”。

于右任（左）与恩师马相伯在上海（1931年9月）

于右任手迹

震旦学院后因学校管理权与外籍教师产生分歧，最终引发学生摘下校牌，搬走教具，愤而离校，于右任亦在其中。随后他们即筹划另建新校，以吴淞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。鉴于“震旦”校名已被盗用，马相伯采纳了于右任的建议，从《卿云歌》中撷取“复旦”二字为校名，一示不忘“震旦”；二寓恢复中华之意，是为复旦公学。除倾情参与打造复旦，于右任还在上海一手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。不过说到于右任和上海的交集，最有影响的，当数他在上海的报人生涯。不夸张地说，是上海成就了他作为“著名报人、元老记者”的声誉。

“民呼报案”始末

那还是在于右任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期间，他第一次用“于右任”这个名字给梁启超等办在横滨的《新民丛报》寄去一篇五千字政论文，文章论据充分、说理透彻、文笔流畅，深得梁启超激赏；文章刊出，名声大噪，梁启超也从此与小自己六岁的于右任订交。后者有此体验，深感舆论重要，也因此谋求发展革命舆论，于是开始关注起报刊。有一天，于右任发现上海某报在社论中诬革命为叛逆，公然为清廷张目，他当即撰文驳斥。不料文章寄出，该报根本不予理睬。于右任这才意识到，革命者手里如果没有自己的报刊，那些别有用心者就有可能“任意传递歪曲之主张与不确之报告，以蛊惑人民视听”。就这样，他开始萌念创办一张报纸，用以宣传革命主张。决心既定，又获得复旦公学叶仲裕、邵力子等人赞同和大力促成，并为这份报纸取名《神州日报》，一方面寓以期再造神州之意；另一方面“顾名思义，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”“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”。（于右任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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